唐代皇帝。唐高祖李渊次子。隋末，李渊先后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、太原留守，负责镇压今山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和防备突厥，李世民随父在晋阳（今山西太原西南）。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力量日益壮大。李渊、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，乃于大业十三年（617）在晋阳起兵，接着南攻霍邑（今山西霍县），西渡黄河，攻取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。太原起兵之初，李渊以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、左领军大都督，统左三军；李世民为敦煌公、右领军都督，统右三军。

攻克长安后，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，改元义宁，是为恭帝。恭帝进封李渊为唐王，以李建成为唐王世子；李世民为京兆尹，改封秦国公；封李元吉为齐国公。义宁二年（618）李世民徙封赵国公。三月，隋炀帝被杀。五月，李渊即位，国号唐，建元武德，是为唐高祖。李渊以李世民为尚书令。不久，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，封李世民为秦王，李元吉为齐王。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，李世民军功甚多。他首先打败了据有金城（今甘肃兰州）一带的薛举，迫使举子薛仁杲降唐；接着又打退了倚仗突厥势力南攻河东的刘武周、宋金刚；武德四年（621）又打败窦建德，消灭夏政权；同时迫使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出降，郑随之灭亡，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。李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李建成和李元吉，但身为次子，不能继承皇位；太子李建成亦知李世民终不肯为人下，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，以李建成、李元吉为另一方，展开了争皇位继承权的斗争。武德九年六月四日，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，杀死李建成、李元吉，逼唐高祖李渊退位，自己称帝，是为唐太宗。次年（627）改元贞观。唐太宗即位后，居安思危，任用贤良，虚怀纳谏，实行轻徭薄赋、疏缓刑罚的政策，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、军事改革，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、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，史称贞观之治。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“治世”。贞观四年（630），唐太宗遣李靖平定东突厥，俘虏颉利可汗，解除了北边的威胁；九年，平定吐谷浑，俘其王慕容伏允；十四年，又派侯君集平定高昌氏，于其地置西州，并在交河城（今新疆吐鲁番西）置安西都护府。唐太宗对东突厥降众及依附于突厥的各族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，受到他们的拥戴，因而被尊为“天可汗”。十五年以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和亲于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，发展了汉、藏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。但唐太宗亲征高句丽的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，最后无功而还。唐太宗最初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，后来又爱重第四子魏王李泰，李承乾由此产生了夺嗣之惧，企图发动政变刺杀李泰，没有成功，被废为庶人。唐太宗为防止身后发生兄弟仇杀的悲剧，贬魏王李泰，改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，即以后的唐高宗。

太宗晚年著《帝范》一书以教戒太子，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。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，令长孙无忌、褚遂良在其身后辅佐李治。去世后，葬于昭陵。

唐太宗在封建帝王中很有作为，却拿自己的儿子们没有办法。他为他们操心劳神、洒泪顿足，甚至下过杀子诏，史家记下这类宫廷轶闻，我们不妨利用它来认识一下封建社会。

　　李世民有14个儿子。按惯例，立太子以长，余为王，这是李唐“家天下”的基础，可是非嫡长子立为太子的也代不乏人。李世民自己便非长子。因而，皇帝的所有儿子总是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。而结果呢，这些天潢贵胄绝大多数不成器，下场也很可悲：其中3个被杀，3个自杀，3个早夭。1个被“幽闭”，两个被废为“庶人”——这等于被开除出李家户籍——尔后又被流放。第13子李福虽得善终，却平庸无能；第9子李治，就是后来的高宗，虽贵为天子，却把大权拱手交给武则天。后来李氏宗族被武氏大加杀戮，不能不说是高宗的昏聩所致。这样一算，李世民这14个儿子，竟是不肖子居多。《旧唐书》的作者谈及太宗诸子，感叹道：“子弟作藩，盘石维城。骄侈取败，身无令名！”李世民的继承者，只有这14个“候选人”，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，也就于此可见了。

　　唐太宗的大儿子生于承乾殿，取名“承乾”，隐含承继皇业，总领乾坤之意。

　　承乾秉性聪明，8岁即封为皇太子。不想成年后喜好声色，漫游无度。但他怕太宗，就大耍两面派，当着太宗，言必忠孝；退朝返宫，便与群小亵狎。他有足疾，怕因此被废，深嫉受太宗喜爱的魏王李泰。第4子李泰也确有野心，心怀夺嫡之计。

　　于是双方各树朋党，想下毒手。后来，承乾甚至想谋老子的反，被人告密，下狱后废为庶人，徙往黔州，两年后死在那里。李泰也被“幽闭”起来，35岁就死了。

　　唐太宗有鉴于此，曾下了一道诏书：“自今太子不道、藩王窥望者，两弃之，著为令。”（《新唐书·太宗诸子》）实际上，这不过是一纸空文。

　　第3子吴王李恪，是隋炀帝女儿阴妃所生。李恪有文武才，太宗常称其肖己，欲立为太子，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（文德皇后的哥哥）的反对。长孙无忌看到外甥承乾、李泰都完了，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。后来，无忌辅立李治后，就借口“谋反案”杀李恪“以绝众望，海内冤之”。在李世民的儿子中，数李恪在大臣、百姓中威望最高，却死于冤狱。

　　第5子李听。太宗怪长史辅导无方，换了敢于犯颜直谏的权万纪任长史。贞观十七年，李派刺客杀了权万纪，发动叛乱。结果李第6子李情享乐，使州县不堪其劳。肃宗上元元年自杀。第8子越王李贞，“颇涉文史，兼有吏干”，然“人伏其才而鄙其行”。后来反武（则天）失败，服毒自尽。第10子纪王李慎，虽然聪明好学，可惜是个懦弱无能的胆小鬼。李贞劝其反武，他不肯“同谋”——可武则天还是杀了他。第14子曹王李明，在太宗晚年，与庶人串通谋反，贬黔州，被都督逼令自杀。这显然是得到太宗暗示或认可的。

　　第2、11、12子皆“早夭”。

　　总计14人中，除李福、李治外，竟有12人“死于非命”！

　　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是李世民之过？是保傅失教之错？都不全是。太宗即位之初，曾在宫中亲自盘马弯弓教育诸子，颇有不忘传统的味儿。可见是重视教育子女的。他还亲自为太子择饱学如于志宁、孔颖达等人为师，但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。他为此深感苦恼。在颁布杀李，“上惭皇天，下愧后土，叹惋之甚，知复何云”，禁不住“为之洒泣”，算是尝到了这些苦果的味道。

　　李世民当然认识不到，导致他的儿子们一个个腐化堕落的灭亡之咎，盖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。

　　封建王朝家天下的宗法制度，尽管规定了嫡长传世的一套办法，但它却无法保证皇位的和平过渡。觊觎皇位，争权夺利，勾心斗角，相互残杀，这是许多皇室后代死于非命的重要原因。“骄侈”二字，更是促使这些人堕落的重要原因。封建制度规定了这些“龙种”的特殊地位。李承乾8岁便被立为太子，成为东宫之主。东宫内，有文臣听他支配，有武士为其鹰犬，有妃嫔说：“我作天子，当肆吾欲；有谏者，我杀之，杀五百人，岂不定！”（《新唐书》）封建帝王们原想以这些特权来抬高儿子们的地位，以便巩固家天下的统治，结果却事与愿违，走向反面。这是封建制度使之骄侈取败的，英武如唐太宗，亦无如之何！